從永定門城樓看北京中軸線。

　　近段時間，《遇見天壇》《上新了故宮》等以北京古代建筑為主題的綜藝節(jié)目紛紛爭霸銀屏。如果把鏡頭的焦距拉得更遠一些，我們可以從一個個單獨的建筑看見整個北京城。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曾贊嘆“北京是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”。作為后燕、遼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六朝古都，北京可謂中國古代城市規(guī)劃的集大成者，也同時創(chuàng)造保持著屬于自己的獨特形態(tài)和文化積淀。

　　老北京人說：“在這兒生活了一輩子，給人指路總愛說東南西北。”新北京人說：“市區(qū)里沒走過的路也敢走，迷路了，圍著一轉就豁然開朗。”而這也正吻合了馬可·波羅在公元1275年初抵元大都時的描繪：“整個城市按四方形布置，如同一塊棋盤……”

　　結構智慧：

　　坐標軸里的老北京

　　“很多城市的發(fā)展是以河為軸的，比如天津和海河，而元世祖忽必烈在興建大都城時，跳離了北京境內的水系河流，完全遵循著心中的禮制藍圖。”在北京市規(guī)劃展覽館，講解員帶領觀眾追溯著北京城市規(guī)劃的歷史。

　　《周禮·考工記》中最早提出了關于王城規(guī)劃的理想方案，即“九經九緯，面朝后市，左祖右社”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蘋芳指出，元大都全城有九條南北縱街和九條東西橫街，宮苑位于全城中央偏南，太廟和社稷壇分列于宮苑的左右兩側，踐行了儒家所倡導的“皇權居中”理念，同時奠定了北京城市中軸線的雛形。

　　明清時期，這條南北中軸線不斷延伸，逐漸成為城市發(fā)展的“坐標”，串聯(lián)起了永定門、正陽門、天安門、紫禁城主殿、鐘鼓樓等具有分區(qū)定位功能的地標性建筑。梁思成曾說：“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產生，前后起伏左右對稱的體形或空間的分配都是以這中軸為依據的。”

　　然而若僅有“縱坐標”，城市中心將呈現封閉狀態(tài)。明朝永樂年間，因擴大皇城外移城墻，東、西長安街出現。據史料記載，明清時期天安門東、西兩側分別設有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。經科舉選拔的新科進士從長安左門進入紫禁城覲見皇帝，刑部大牢在押的死囚犯則由長安右門帶入朝審。相對應地，東長安街上為科舉考試服務的商鋪逐漸興起，西長安街上則聚滿了零貨攤販。這條熱鬧的城市空間“橫坐標”帶來了流動、開放的城市格局。

　　1964年以來的北京元大都考古工作中，發(fā)現了“22條東西向平行的胡同遺跡”，這種“魚骨式”的街道格局如同城市的“骨架”，構成四通八達的秩序美感，巧妙地將人流引入主干道，保證了居住區(qū)的安靜，也證實了明清兩朝對元大都“開放式街巷制”城市格局的承襲與發(fā)展。

　　激活智慧：

　　以傳承服務新北京

　　對現代北京來說，自古形成的南北中軸線和東西長安街早已不僅僅是城市發(fā)展的“坐標”，更具有首都核心功能定位的作用，為城市發(fā)展帶來了新的契機。“我喜歡把中軸線叫做‘歷史文化專線’，長安街是‘商業(yè)文娛專線’，我常去長安街上的梅蘭芳大劇院看戲。”北京市民鄒女士說，“北京城本就四四方方的，這兩條主軸一落，城市就穩(wěn)當了。”

　　“新中國成立后的各版《北京城市總體規(guī)劃》都對中軸線的建設做了指示。”記者從北京市規(guī)劃展覽館了解到，2004至2020年規(guī)劃方案將中軸線按照現代功能需要劃分為中部歷史文化區(qū)、北部體育文化區(qū)和南部城市新區(qū)“三段式”結構，使中軸線在傳承歷史的同時，為現代發(fā)展服務。2017年發(fā)布的最新版《北京城市總體規(guī)劃》進一步延長了中軸線的范圍——“向北至燕山山脈，向南至北京新機場、永定河水系”，中軸線真正成為了城市規(guī)模擴展的“指南針”。

　　除了空間結構方面的應用，古代北京的城市格局也奠定了現代北京交通網絡的基礎。自古北京城區(qū)道路皆呈平直方向，現代交通延續(xù)并發(fā)展這種方格網狀格局，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“環(huán)路”模式。上世紀90年代，北京建成的第一條城市快速環(huán)路“二環(huán)路”，形狀正是明清北京城墻連成的“凸字形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