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年收集的五倍子標本，唐老至今仍珍藏著。

　　1937年，為避戰(zhàn)火，浙江大學走上一條漫長的“文軍西征”路。

　　沒想到的是，篳路藍縷的流亡辦學，竟使竺可楨接手時的大學，化蛹為蝶地躋身于一流高等學府行列。

　　原本布局于東海之濱的浙江大學，化整為零地藏身于西部群山中的遵義、湄潭和永興三地，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來了。后來他寫道：在那里，不僅有世界第一流的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竺可楨教授，世界第一流的數學家陳建功、蘇步青教授，還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學家盧鶴紱、王淦昌教授，他們是中國科學事業(yè)的希望。

　　李約瑟甚至斷言：這就是東方的劍橋。

　　今年是浙江大學建校120周年、西遷辦學80周年，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帶隊重走西遷辦學之路，緬懷求是先賢，重溫求是校訓，深化校地合作，服務西遷辦學地社會經濟發(fā)展。

　　80年前，他20歲。剛到浙大報到就隨校前往貴州

　　西遷親歷者唐覺教授回憶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

　　當年采集的植物標本

　　我至今仍視若珍寶

　　1937年9月，被浙江大學錄取時，唐覺20歲。

　　80年后，當唐覺度過了他的百歲壽辰時，浙江大學也迎來了西遷80周年的紀念日。

　　這位101歲的浙江大學農學院的老教授，不僅僅是西遷歷史的見證者和親歷者，更是整個西遷歷史的啟封者，西遷精神的銘記者。

　　101歲老教授

　　是那段塵封記憶的開啟者

　　浙江大學華家池校區(qū)公寓樓1002室是唐覺的居室。推門而入，一股歷史的滄桑感撲面而來。

　　玄關壁櫥上陳列著幾只蝴蝶標本，環(huán)繞著電視柜的是一摞摞上了年紀的書刊，邊角翻卷，書頁泛褐，連用來捆扎的尼龍繩都已經老化。書堆最上方，一只風干了的松果安靜地躺在灰塵里。

　　一摞摞報紙堆疊的沙發(fā)上，一位身著黑色羽絨服，白發(fā)蒼蒼的老人端坐在那里。

　　唐覺，浙江大學農學院教授，全國第三批昆蟲學博士點的建立者。出生于1917年2月的他，已經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歲月。

　　那是1937年9月13日，他剛到浙江大學報到。8天后的1937年9月21日，盧溝橋事變發(fā)生兩個多月后，戰(zhàn)事日漸緊張。當時的竺可楨校長決定，浙大一年級新生前往西天目山中的禪源寺上課，唐覺也在其列。

　　禪源寺設施簡陋，人跡罕至。在這遠離塵囂的深山，師生間的關系反而比以往任何時間都更緊密了。竺可楨決定利用這一機會，推行醞釀已久的導師制。導師的任務，不僅是學生的學業(yè)導師，還要是人生導師。

　　這也是中國的高等教育中，首次出現(xiàn)導師制。

　　淞滬會戰(zhàn)結束后，杭州淪陷已成定局，浙大開始了全校性的大遷移。從西天目山，到浙江建德、江西泰和、廣西宜山等地，都留下了師生們的足跡。

　　浙大在宜山停留一年多，正是這段時間，確定了“求是”的校訓。“求是”原是浙大前身求是書院的名字，在宜山期間，竺可楨進一步深化求是的內涵。他認為，求是既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精髓，又是西方近代科學的真諦，若想在繼承傳統(tǒng)文化的基礎上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，必須把握這個共同點。他用通俗的話解釋說，所謂求是，就是“冒百死，排萬難，以求真知”。

　　1939年底，浙大第四次遷移，到達貴州云貴高原深處的小城遵義、湄潭及下屬的永興。

　　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浙大師生于1946年結束西遷回到杭州。這段有著“文軍長征”之稱的西遷之路，曾在后來相當長的時間里并不為外人所知。正是唐覺，在浙大回歸36年后的1982年秋天，重新開啟了那段波瀾壯闊的記憶。

　　唐覺告訴錢報記者，那年他到貴陽出差，借此機會重訪故地湄潭。“當時接待我的是湄潭時任副縣長洪星，很可惜，當時當地政府對那段歷史完全不清楚。”

　　這次到訪，讓湄潭與浙大的緣分浮出水面。后來，在洪星、浙江大學以及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，1990年，湄潭“浙大西遷文化歷史陳列館”建成對外開放。浙大“文軍西征”的故事，才為外界所熟知。

　　一路西遷一路做學問

　　他的論文登上英國學術雜志

　　在唐覺的家中，錢江晚報記者看到了他1946年發(fā)表在英國皇家昆蟲學會刊物上的英文論文《湄潭五倍子的分類》，已經泛褐的封面上，中國、貴州、湄潭的英文單詞格外矚目。

　　這篇論文，讓唐覺很光榮：“抗日戰(zhàn)爭期間，國內關于昆蟲研究的文章在英國的雜志上一共只刊登過兩篇，這是其中一篇。”

　　作為中國昆蟲學會終身成就獎獲得者、中國五倍子開發(fā)和利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，唐覺的專業(yè)所在，就是源于浙大西遷期間。

　　湄潭是中國五倍子的產地之一。五倍子又名“百蟲倉”，顧名思義，在整一個瘤狀的“果實”里，寄生著數不清的蚜蟲。

　　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上曾有記載：“五倍子味酸咸，能斂肺、止血化痰、止渴收汗。”除了藥用價值以外，五倍子還具有重要的工業(yè)價值和科研價值：其中內含的鞣酸可以作為藍黑墨水的穩(wěn)定劑，而從中提取的倍酸，更是曾經塑料工業(yè)和提煉半導體的重要原料，五倍子的提取物是航天事業(yè)火箭燃料中的穩(wěn)定劑。

　　自1942年在時任院長蔡邦華的指導下接下這個課題起，唐覺就奔波在了湄潭五公里周圍大大小小的山上。“吃過早飯就出發(fā)，帶上燒餅在山上待上一整天，直到天黑才回學校。”唐覺告訴錢江晚報記者，遇上工作量大的時節(jié)，他們每隔一天就要上一次山。

　　過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中，中國只發(fā)現(xiàn)了兩種五倍子，可在湄潭的短短幾年里，唐覺將這個數字擴大到了九種。

　　早上一個番薯中午一碗青菜

　　日子雖苦卻銘記一生

　　唐覺說，1937年，參加報到的兩百多名浙大新生中，參與西遷的新生只有一半，而最終能夠畢業(yè)的，則更加稀少。

　　“走有走的困難，留有留的危險”，浙大的教授在西遷前，對唐覺和同學們說的這句話，何嘗不是對時局的感慨：天下之大，竟容不下一張安穩(wěn)的書桌。

　　遷校之初，竺可楨就確定了浙大盡量遷小城市甚至鄉(xiāng)下的原則。一則，可以避開日軍飛機的轟炸；二則，能夠降低師生的生活成本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浙大同樣遭受了日機轟炸，如在宜山，大片校舍就被炸為瓦礫。此外，至于生活成本，隨著浙大師生及家屬上千人的遷入，以湄潭這座物產豐富的小城為例，物價同樣上漲厲害，師生的生活依然只能是簞食瓢飲。

　　早上一個番薯，中午兩碗米飯，一碗青菜一碗豆腐。就在這樣的條件下，短短幾年時間，唐覺先后掌握了英、德、法三國語言，并通過旁聽習得了日語、俄語和拉丁語。

　　所以，唐覺認為，西遷精神，就是不怕苦，并且，在炮火連天的環(huán)境中，也要安心、用心地做科研。“我現(xiàn)在視力很不好，就跟當時用顯微鏡看了太多標本有關，那時沒電，也沒有電燈。”唐覺說，他們從做標本盒和標本櫥開始，每天完成30個針插標本。長期的鍛煉使他掌握了扎實的基本功。在缺乏載、蓋玻片的條件下，他曾在同一蓋玻片下把35只有翅蚜排列得整整齊齊。

　　“浙大西遷史是一段了不起的歷史，這段歷史不應該被人忘記，”唐覺說，“而活躍在這段歷史里的每一個人，更應該被歷史銘記。”

　　關上公寓的門前，錢江晚報記者又回望了一眼這個充滿歷史刻痕的房間。若是沒有人傾聽，沒有人發(fā)掘，這能講七天七夜的故事，這滿屋子的歷史，也許也會像大浪淘沙般，被淹沒在時光的長河中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