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直轄，沸沸揚揚。

　　中國確實需要更多的直轄市級的城市，不過，應先降級，再擴圍。

　　先倒陳希同。

　　既倒陳良宇，

　　再倒薄熙來。

　　下一個是誰?

　　今年兩會上，政協(xié)委員葛劍雄建議京津冀合并，引起巨大關注，事實上，在中國，成為直轄市，既是夢想，亦是兇途。僅僅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，幾乎每十年一個周期，即有一個直轄市最高領導人為未來祭旗，榮辱沉浮，風云激蕩。

　　過高的政治地位，使直轄市既容易在國家大戰(zhàn)略中獲得照顧，同時亦容易造成一些困惑。未來改革直轄市管理模式，降低其政治地位，同時，在全國設立十大特別市，集中于社會經濟改革事務。

　　建國后，先后北京、天津，上海、重慶四大直轄市。作為共和國的“嫡子”，直轄市在發(fā)展過程中，曾經起到了帶頭作用。如北京與上海，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活動中，曾經舉足輕重。 不過，隨著中國內地城市的普遍崛起，中國的直轄市管理模式，已經嚴重滯后于時代，需要進行改革。

　　政治地位過高是一把雙刃劍

　　直轄市雖然與省，自治區(qū)和特別行政區(qū)同為一級行政區(qū)，但是，目前四大直轄市的最高負責人，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，而除廣東等重要省區(qū)外，一般省的最高負責人，均為中央委員，造成的實際結果是，直轄市在實際建制上比省級還要高半級。巴掌大那么一小塊地方，官多為患。這種設置，嚴重不當。

　　國家設立直轄市的初衷，其意寄望于它們在政治，經濟及社會發(fā)展方面做出表率，但是，改革開放以來，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改革，反總是在一些邊緣地區(qū)完成，而個中原因之一，在于直轄市的最高負責人級別過高，往往習慣“政治掛帥”，造成管理體制的僵化。

　　在經濟領域，幾大直轄市主要以國營企業(yè)為主，民間經濟普遍不發(fā)達。

　　直轄市的特殊地位，使其在國家投資的項目上，獲得遠比一個城市乃至省份更大的利益。目前，一些大型的中央級企業(yè)，幾乎全部落戶于幾個直轄市。如北京，幾乎所有的央企均駐扎在此，上海除寶鋼外，還有數十家中央企業(yè)，天津有100多家中央企業(yè)，，這些，都使幾大直轄市的國有經濟具有先天優(yōu)勢，但是，從長遠來講，卻造成了民營企業(yè)活力的喪失。

　　與直轄市對應的，是計劃單列市的普遍發(fā)達。以深圳為例，深圳立市30年，年均增長高達30以上%;創(chuàng)造了舉世聞名的“深圳速度”。貿易進出口總額居全國第一位。產業(yè)格局在全國各區(qū)域中也最為合理，除深圳之外，大連、寧波、廈門、青島等，其發(fā)展均領先于一般省份，更超過直轄市。

　　目前，中國真正的知名競爭性企業(yè)，大多誕生這些并無政治優(yōu)勢的城市與地域。其中，深圳知名品牌眾多，一大批行業(yè)的龍頭企業(yè)，亦崛起于深圳，如萬科，華為，金蝶，騰訊，比亞迪等。寧波的民營企業(yè)，亦非常發(fā)達，而其余的一些經濟發(fā)達城市，多為江浙，廣東的一些小城。

　　反觀直轄市，在政治方面均非常保守。因為其最高負責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，只差一步即可登天，這種特殊地位，使其在政治上非常特殊，要么極其謹慎，維持現狀不出亂子比進行有風險的改革，成其更理性的選擇。要不則狂飆突進，挾直轄之地位進行豪賭。

　　小地方，大官員，有兩大弊端。官位太高，個別人野心頓起;官位太高，保位占第一，改革擠一邊。怕試錯，怕爭議。

　　這種過于敏感的政治地位，使直轄市的發(fā)展反受到制約。無法象計劃單列市那樣，可以先摸著石頭過河。不怕試錯，不怕爭議。

　　而未來直轄市的管理模式轉變的重點，即告別“政治掛帥”，從現實來看，這種時機已經成熟。

　　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后，中國國勢已變。中國的崛起，是以普遍的地域經濟發(fā)展為特征的，除直轄市外，廣東，江浙，山東等地，均率先完成初步發(fā)展，而內地城市，也蓄勢待發(fā)。直轄市在改革開放初期，落后于沿海地區(qū)，而在未來的時代，隨著中國內需時代的啟動，中西部地區(qū)將崛起眾多的重要經濟區(qū)，亦將稀釋直轄市的功能，使其重要性下降。

　　至此，直轄市基本完成了其經濟發(fā)展領頭羊的歷史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