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、近代花園

　　早在明代中后期，西方思想就開始進入我國，并逐漸傳播。進入近代社會，帝國主義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我國的國門后，西方文化的沖擊更是異常強烈。一方面，是眾多有識之士有感于國家積弱不振，倍受外族欺凌，希望借助國外的民主思想來振興祖國，抵御侵略；另一方面，鴉片戰(zhàn)爭以來帝國主義列強在我國許多城市設立租界，開辦洋行、工廠，更直接地將西方的生產和生活模式帶人中國，從而動搖了千百年來的固有傳統。蘇州雖屬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消費型城市，但普遍的社會傾向自然也會在人們的生活追求中有所顯現，尤其是地近上海這樣一個被稱之為“帝國主義冒險家樂園”的國際化都市，受其影響更為強烈。因此，除個別園宅由于自身的承傳關系和一定的社會條件，而繼續(xù)出現外，固有造園傳統的總趨勢已日漸式微。而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，園宅建設中也有西洋因素的引進，出現了所謂“中西合璧”風格。這種園林形式的優(yōu)劣姑且不論，卻是為發(fā)展了2000多年的傳統園林藝術注入了活力，給人以“新異”之感，只是因為時局所限，而未有更進一步的發(fā)展。此外，在“民主”和“民族”思想的影響下，我國的公園漸次在上海、北京、南京等地出現。蘇州也因經濟和文化都較為發(fā)達，所以繼上海之后，各城鎮(zhèn)也開始營建或改建公園。于是，蘇州近代的造園，可分傳統花園、新式花園和公園這三個方面來介紹。

　　近代傳統園林

　　(一)春在樓——是這一時期為數不多的按傳統方法營建的宅園之一。位于洞庭東山，為金錫之兄弟所建。金錫之早年受雇于上海某企業(yè)家，后人贅為婿。由于經營有方，且又繼承了岳丈的大筆遺產，遂成巨富。發(fā)跡之后，令其弟金植之在家鄉(xiāng)東山鎮(zhèn)附近，營建了這座豪宅，以光宗耀祖。

　　園宅占地約5000平方米，居宅建筑，坐西朝東按傳統軸線布置。由于大門東向，故取“向陽門第春常在”、“春天永在，萬年長青”之意，題名為“春在樓”。大門之前是開闊的庭院和高大的照墻，入門依次為前樓、中樓、后樓和附房雜屋。樓廳之間用廂樓相連，并樓面前后溝通，形成了所謂的“跑馬樓”。整組建筑大面積使用當地傳統的磚雕、石雕和木雕，俗稱“雕花大樓”。門前庭院之南，為始建于明代的

　　老屋“親德堂”。“春在樓”北建有花園。

　　“春在樓”花園面積近300平方米，東西狹長。內有假山、水池、回廊、曲橋。磴道蜿蜒，洞壑幽深。四時花木，參差布置。為擴大景深，利用了傳統的借景方法，在北樓加廊，亭上建閣，使建筑高下錯落；在起伏的云墻上，辟有13方漏窗，令園內外的景色相互關聯。

　　(二)樸園——位于蘇州城北高長橋，是又一座采用傳統方式營建的園林。園主汪某是上海商人，1932年到蘇州購地建園。園林雖然仍以假山、水池為主，但作為主體建筑的四面廳及花廳等，已能看到近代上海仿古建筑的影響，體量小巧，不拘成法。園中花木也品種繁多，變幻豐富，使園景在蔭郁幽邃中增添了某種清新。

　　(三)啟園——位于洞庭東山。建于20世紀30年代后期，大體也是傳統風格的園林。園址原為瀕臨太湖的魚塘洼地，東山商人席啟遜在此購地10余畝，又向太湖要地。填擴至40余畝。建園之初，由著名畫家蔡銑、范少云、朱竹云等，仿明代王鏊的名作《招隱圖》的畫境予以設計，寓意“臨三萬六千頃波濤，歷七十二峰之蒼翠”。園林的主體建筑，是兩層四面廳“鏡湖廳”，四周空曠開闊，能極目遠眺，收湖光山色于眼底。東面疊湖石“五老峰”，置“真竹假筍”。園中設有復廊，這不僅豐富了原來較為空廓的園景層次，而且使人在任何氣候條件下，都能觀覽游憩，所以俗稱“避陽弄”。如此種種，都體現了傳統手法的繼承。“鏡湖廳”前，繞有大池，名“轉湖”。沿湖駁岸用疏密相間的湖石擬動物造型，這種趣味在當時較流行。“轉湖”外臨太湖處，有小河長堤，堤中留有缺口，上架拱橋，這不僅將河水與太湖貫通，在當年又是園主坐汽船由太湖開來的人口。小河的一端通往“新樓”，即居宅。由此可見新的生活方式所產生的影響。整座園林在建筑、山水、花木的規(guī)劃上，構圖均衡呼應，配置和諧，而且疏朗明快，可以說是民國期間最為優(yōu)秀的作品。

　　近代新式花園

　　(一)天香小筑——受西洋建筑文化的影響，蘇州此時出現了一些所謂“中西合璧”的新式花園，“天香小筑”就是其中較著名的一座。天香小筑位于蘇州城內人民路，為東山商人席啟遜于1933年所建。園宅占地共3畝6分。其西為住宅，平面作“回”字形布置。南面作“鴛鴦廳”，其后為天香小筑“品”字形排列的3幢2層樓房。主要建筑間用廊相連，圍合成院。屋角墻隅綴以花石。宅東花園占地約1畝5分，內堆土山，繞以長池。池周有曲廊、花徑、湖石、樹木。因山頂六角亭側，散列無數狀如各種動物的太湖峰石，所以當地人戲稱其為“百獸園”。

　　(二)紫羅蘭小筑——位于蘇州城東甫橋西街，又名“周家花園”是著名作家、盆景藝術家周瘦鵑的宅園。其前身為書法家何子貞的“默園”。“九一八”事變后，周瘦鵑從上海返回故里，用長年的稿酬積蓄購得，欲從此放棄文筆生涯，以侍弄花木盆景自娛。1946年翻建舊屋，改造花園，新建了平房6間。中為“愛蓮堂”，是接待賓客之所。其西“且．住”陳列古玩。又有“寒香閣”。廂房“紫羅蘭庵”雜陳奇石。

　　堂東的“含英咀華之室”是主人的居室，1955年又在其上加蓋樓層，用作書房。還有六邊形的廂房“鳳來儀室”。園地以“愛蓮堂”為界，中分為東西兩區(qū)。東區(qū)以六邊形的花壇、女花神雕像及草坪構成了迥異于傳統園林的風格。其間散植素心蠟梅、天竹、白丁香、垂絲海棠、玉桂、塔柏、柿樹、白皮松等，也引入了許多未見于傳統園林的樹種，但園中有梅丘及諸多樹樁盆景作為點綴，又使人們看到了傳統園林的要素。西區(qū)主要有展示金魚的“魚樂園”陳設盆景的露天展館以及花繁葉茂的紫藤棚架。同樣也以小榭“梅屋”湖石“五岳起方寸”及荷池等景物，體現了與傳統園林的聯系。

　　近代公園

　　自1868年上海在黃浦江與蘇州河的交匯處，興建了被人稱作“公家花園”的外灘公園以后，就揭開了我國近代公園營建的序幕。然而這座公園只向外國人開放，華人不得人內。對此，國人倍感憤怒，除表示抗議外，也開始在一此城市中將過去的園林、公眾游憩的名勝改造為公園，或徑直建造屬于國人的公園。蘇州的公園大多出現于民國時期，其址一般多為舊時名跡，遭長期荒廢而成為城市隙地。其造園形式則不盡相同。

　　(一)蘇州公園——俗稱“大公園”，占地64畝。其址相傳是春秋吳城的子城，之后為歷代郡守衙署。元末張士誠稱王，在此建王府。后來朱元璋滅張士誠，將此焚毀，故又被叫作“皇廢基”。辛亥革命后，人們倡議在此建造公園，題名為“皇廢基公園”。1920年延請法國造園家進行規(guī)劃，其中部為圖書館，是一座兩層西洋建筑。公園正門朝南，入門有中央花壇及噴水池，為軸線對稱的西洋風格。園北開鑿蓮花池，上架朱欄曲橋。池北堆土為山，建蘇式六角亭，周圍遍植楓、櫸、櫟等紅葉喬木，雜以松柏，并用杏樹、櫻花、海棠、山茶、桂花、梅花、玉蘭等點綴，呈四季不同的景色，有我國傳統園林的旨趣。再北植草坪，周以常綠樹種，與英國自然風景園的風格相近。草坪東面設水禽館和桃林，館后建音樂臺，其間用竹林相隔。池北l臨水是茶室，名“東齋”。其南布置花房苗圃。水池東南及圖書館北，各有花廊棚架，架薔薇、紫藤、葡萄、牽牛花、常青藤等攀緣植物。園西南建“西亭”和電影院。20世紀30年代，又在園北立西式方亭和紀念石碑。抗戰(zhàn)時碑廳及圖書館被日寇炸毀。勝利后，園中建康樂館，名“涵社”。1947年，“皇廢墓公園”更名“吳縣中山公園”，并在蓮花池東建“裕齋”，辟為“前進圖書館”；北部建“葉楚傖紀念坊”，又重新綠化公園。20世紀50年代后，公園又經改造，其風貌也因之有所改變。

　　(二)亭林公園——坐落于昆山馬鞍山麓，也是民國初年興建的。是地原為“慧聚寺”舊址，還有明代文華殿大學士顧鼎臣的“崇功專祠”及鐫刻著林則徐手跡楹聯的“林跡亭”等古跡。自辟為公園后，對被劃人園內的農田、山地作了綠化和規(guī)劃，不僅使公園疏朗自然、綠蔭蘢蔥，更將各古跡名勝有機地組織起來，成為既有人文景觀又有自然風光的公眾游憩之地。1939年，為紀念元末詩人顧仲瑛，由葉恭綽等人組織了“顧園遺址保管委員會”，對顧氏在昆山正儀的故居進行了修葺。但不久，又將一部分遺物移至亭林公園，其中有非常有名的“天竺千葉蓮”(即并蒂古蓮)。之后又引入了被譽為“天下無雙獨此花”的瓊花，陳設著名的觀賞石“昆山石”，并被譽為公園乃至昆山的“三寶”。新中國成立后，園內又建造了顧炎武紀念館，以陳列清代思想家顧炎武的史料、史跡，從而進一步豐富了公園的人文內涵。

　　(三)吳江公園——位于吳江縣城松陵鎮(zhèn)。此處原有一座被當地稱為“松陵八景”之一的“七陽山”，原系清末鎮(zhèn)上居民用碎磚瓦、垃圾及疏浚市河玉帶河時所出的淤泥堆積而成。1923年，城中紳縉提議在此建造公園，后因經費不足而擱置。1934年，縣長徐幼川決定將“七陽山”，及其周邊共28畝土地辟為公園，相繼開始了筑圍墻，鋪園路，綠化園地，建中山紀念堂，修四面廳，造“息樓”、亭構，以及在四面廳前鑿池堆山、安置噴泉等工程，取名為“吳江公園”。1937年，又為已殉難的早期國民黨黨員錢滌根樹立紀念碑?？箲?zhàn)時遭日軍破壞，勝利后雖加修治，但依然荒涼殘破。直至20世紀50年代之后，再加修整而使公園重現生機。

　　除了上述蘇州地區(qū)的幾個城市相繼建造公園外，還有不少城鎮(zhèn)也有公園建設活動。如太倉的“游憩山莊”(后改名)，常熟的“虞山公園”，澤的“震澤公園”等，就連隸屬于昆山的巴城鎮(zhèn)，也建有“巴城公園”。由此可見，當地的近代造園文化的普及和領先程度。